“热投资、冷农民”现象剖析(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第三，资本下乡往往排挤“小农户”。虽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倡导规模化农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新型农业的政策，但我国的农业模式仍然是以家庭经营

第三，资本下乡往往排挤“小农户”。虽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倡导规模化农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新型农业的政策，但我国的农业模式仍然是以家庭经营为主。根据2017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据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数占据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所经营的耕地面积占据总耕地面积的70%。资本下乡租赁土地后，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民离开土地。

完善资本下乡的建议

尊重经济规律。政府的政策与举措必须尊重经济学规律，否则必然会带来“热投资，冷农民”的结果。大资本需要与大农场结合才有盈利的可能，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推进市民化和城镇化，使农业经营能够上规模，为资本进入“三农”提供前提条件。而盲目地大量投资农村，可能带来巨大的浪费。必须充分考虑若干年后农村的居民数量，客观预测城镇化率。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投资走向应该由市场决定。在小农经营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投资农业的回报率往往无法与投资城市相比，而且农业主要靠天吃饭的性质决定了其经营风险较大的特性。所以，盲目投资既浪费了纳税人提供的政府资源，也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要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出台符合WTO规则的补贴、奖励、减税等政策，但必须合理规划使用这些措施，杜绝寻租、投机和腐败。还需加入政策执行方面的考虑，比如补贴是直接给农民，还是给化肥、农药等要素生产厂商，亦或补贴于农产品收购，都需要研究。

确立以解决“三农”为目标的体制机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必须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是资本下乡的根本目标，而不是看引进了多少资本下乡。政绩考核也是如此。对于项目的申请、审批、监督、评估，尤其是补贴、税补、奖励等特殊政策的实施，都要围绕是否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通盘考虑。其实相较于小农户经营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效率低等情况，工商资本具有先进的人才、技术、设备和管理等一系列优势，只是这些优势需要等到城镇化达到相当水平、农场规模达到足够大之后才能充分发挥。

加速土地流转，并同时大力推进城镇化、市民化。这是资本下乡的基础。需要建立完善的土地转让制度、平台和监管体系，保证与农民分享土地溢价。流转过程要公开、透明、合法。这里要特别注重给予农户处置自己承包地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防止逼迫、压价、跑路等损害农民的事情发生。

①《盲目投机土地流转，河南现资本下乡圈地泡沫》，土流网，2015年5月15日。

不管是通过城镇化推进，还是依靠政策来破解“三农”难题，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面貌的改善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就乡村发展的三要素而言，土地总量基本上是给定的，劳动力绰绰有余，所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投资。我国资本下乡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农工商联合企业就在出国考察的热潮中被发现并引入中国。从1978年9月到1983年3月，农工商联合企业试点工作在全国六个省、市的十个单位依次展开、推进。但受限于当时以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和政府对种植计划的控制等缘故，试点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也出现过资本下乡的情况，主要以“农工商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等形式使城市的资本与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相结合。该时期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比较小，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业投入不足、农村发展欠缺活力的“三农”问题逐步加重，引出了大型资本进入农村进行产业化经营的呼声。199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要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原材料产地直接挂钩，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围绕拳头产品搞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在此背景下，工商资本开始以农业产业化的方式进入农业，小农作坊式的小生产模式开始与大市场发生对接。进入21世纪后，为了规范资本下乡，稳定农业、农村经济，于200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强调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并且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应该主要从事产前、产后服务和“四荒”资源开发。在随后十年，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不断加深、规模不断扩大，工商资本下乡开始有所增加。但直到近些年，资本下乡的规模还比较有限。资本大规模下乡的现象始于2013年，尤其是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才出现。这段时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举措，中央的重视使得地方政府强力跟进，在许多地方政府考核体系里，资本下乡情况也占据了一定比重。出于政绩考量，地方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并提供税收、补贴以及土地优惠等政策。而且近些年民间固定资本投资显著增加。2012年，我国在第一产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328亿元，到2018年底，增长到了亿元，其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在第二、三产业的投资增长率。“热资本”乱象带来的问题最近七八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以超过40%的年均增长率上升，同时民间资本大幅进入农村，除了乡村振兴等政策的推动，也与“确权颁证”“还权赋能”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土地流转紧密相关。从根本上说，资本下乡是看中了土地的增值机会，所以没有土地流转就不会有大量的资本下乡。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5.12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7%，以2010年做参照，耕地流转承包面积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5%，而流向企业的土地面积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4.9%。毋庸置疑，土地流转是正确的，农村也是需要资本的。但资本下乡能否受到农民的欢迎，则取决于这些资本有没有帮助解决“三农”问题。事实上，所谓的“热投资”却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一些资本下乡的目的是圈地、进行土地投机和套取政府补贴。如据土流网报道，在河南新乡市，来自房地产、矿产等工商资本形成了下乡“圈地”的热潮。这类投资定位为高端农业如观光旅游或者农业生态等，牵涉的土地流转量较大，少则2000亩，多则上万亩。大量的资本涌入，推高了土地租金，增加了企业成本。但是，资本所有者并不一定懂得、甚至不感兴趣于农业经营，弄出的不少概念投资仅仅是将地圈起来获得项目补贴。最终连土地承包费都无法支付，导致跑路现象的发生，最后受伤害的是农民。第二，资本下乡导致了农地非农化、非粮化。农业投资尤其是投资种植业，必须上规模，否则难以获得在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利润率，更无法与美欧加澳的同行竞争。2018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显示，全国三种粮食平均成本利润率，从2012年的17.98%，下降到2017年的-1.16%。非农化、非粮化似乎与农民本身无关，但资本的涌入推动地租上涨，使部分农民不但没有收益，反而受到成本上升的损失。而且，随着土地流转加快，尤其是在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进行流转之后，“非粮化”趋势明显，挤占种粮面积，导致部分地区主粮产量下降。第三，资本下乡往往排挤“小农户”。虽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倡导规模化农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新型农业的政策，但我国的农业模式仍然是以家庭经营为主。根据2017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据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数占据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所经营的耕地面积占据总耕地面积的70%。资本下乡租赁土地后，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完善资本下乡的建议尊重经济规律。政府的政策与举措必须尊重经济学规律，否则必然会带来“热投资，冷农民”的结果。大资本需要与大农场结合才有盈利的可能，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推进市民化和城镇化，使农业经营能够上规模，为资本进入“三农”提供前提条件。而盲目地大量投资农村，可能带来巨大的浪费。必须充分考虑若干年后农村的居民数量，客观预测城镇化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投资走向应该由市场决定。在小农经营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投资农业的回报率往往无法与投资城市相比，而且农业主要靠天吃饭的性质决定了其经营风险较大的特性。所以，盲目投资既浪费了纳税人提供的政府资源，也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要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出台符合WTO规则的补贴、奖励、减税等政策，但必须合理规划使用这些措施，杜绝寻租、投机和腐败。还需加入政策执行方面的考虑，比如补贴是直接给农民，还是给化肥、农药等要素生产厂商，亦或补贴于农产品收购，都需要研究。确立以解决“三农”为目标的体制机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必须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是资本下乡的根本目标，而不是看引进了多少资本下乡。政绩考核也是如此。对于项目的申请、审批、监督、评估，尤其是补贴、税补、奖励等特殊政策的实施，都要围绕是否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通盘考虑。其实相较于小农户经营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效率低等情况，工商资本具有先进的人才、技术、设备和管理等一系列优势，只是这些优势需要等到城镇化达到相当水平、农场规模达到足够大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加速土地流转，并同时大力推进城镇化、市民化。这是资本下乡的基础。需要建立完善的土地转让制度、平台和监管体系，保证与农民分享土地溢价。流转过程要公开、透明、合法。这里要特别注重给予农户处置自己承包地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防止逼迫、压价、跑路等损害农民的事情发生。【参考文献】①《盲目投机土地流转，河南现资本下乡圈地泡沫》，土流网，2015年5月15日。

文章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 网址: http://www.ncjjykjzz.cn/qikandaodu/2020/0710/380.html

上一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探析
下一篇：20世纪30-40年代青海农田水利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