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及道德主题(2)_农村经济与科技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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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及道德主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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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圈地运动到18世纪终于被法制化了。少量土地的拥有者被剥夺了土地拥有权，依靠共有土地而生的农户失去了生活稳定性，地主阶层的受益日益增加。技术革新和运用使得农民的耕种效益大幅提高，他们可以在自家土地上进行新式农耕。播种、收割、脱粒、灌溉和施肥等工序都用上了新技术，曾经荒废的土地又被开垦出来，农业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小麦的亩产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农业大丰收促进了人口的急速增长，英国人口从1720年代的530万猛增到1800年的870万(Overton,1996:64)。随着农业技术的运用、农业产量的增加和农业管理的科学化，社会对农业工人的需求则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1800年前后，只有30%到35%的人口受雇于农业，降到了历史最低值。

因短期供应不足和英法战争造成的长期通胀，带来了商品价格的飞速上涨。在这样的时局下，农业生产更像是一种投机性冒险而不是传统职业。“丰收的农作物很快就转化成了资本，当聪明才智与资本联姻后，耕种土地的费用比以前降低了一半”(Willis,1813:236)。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富于冒险与创新精神的农民开始租种更多田地，其他商人和不谙熟农业的人也都在利益驱使下开始租地业务。囤积大片土地的佃户不但可以在市场上呼风唤雨，还可以在乡村出人头地。自耕农依靠租来的土地扩充自己的耕种面积，还有一些自耕农也在土地买卖上投资。于是佃户和自耕农之间的界限就愈加模糊起来。19世纪早期的新型农民“一般都是有聪明才智和有活力的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自由，富有创见，兼有佃户和自耕农的富足与体面”(Vancouver,2002:80)。在民众的眼里，那些比较富有的农民的社会认同感得到了提升，“一个拥有不菲资产的农民，通常都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有更加广阔的思维。他一般会有优质的教育，更强的进取心，对于克制隐忍也更加宽容，更易于接受进步和革新”(Sinclair,2010:33)。

3.0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

奥斯丁之所以能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对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有令人信服的叙述和道德主题思考，首先得益于她对农村和农业的熟悉。她在书信中频繁提及父亲饲养的家畜和他在斯蒂文顿经营农业的情形。在乔顿的日子里，奥斯丁对农村生活的兴趣未减，时常在书信里提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农民境遇。1813年7月在给哥哥弗兰克的信中，奥斯丁饶有情趣地大谈乔顿的天气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前几天天气晴好，对那些家里有草料和牧场的人来说非常适宜。总体看来，这一定是一个适合收割草料的季节”(Austen,1995:214)。第二年6月奥斯丁又在给姐姐的信中赞美乔顿乡村的好天气：“这是一个美好的乡村之日，我期望城里不要太热。……傍晚的空气更加清澈了”(Austen,1995:240)。奥斯丁对农业生产的熟悉和关注在小说文本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她的小说中可以发现所有18世纪末以来关于英国农业生产的因素：萝卜、苜蓿、农作物轮作、排灌系统、农业机械改良和家畜饲养等。从格雷厄姆雇佣来自苏格兰的管家那里，可以看到苏格兰对英国农业生产的影响。从马丁先生主要阅读《农业报告》的细节上可以看出当时农业出版物的重要性。

奥斯丁对视野开阔、思想先进的新型农民一点也不陌生。她的邻居哈里·蒂格伍德(Harry Digwood)和威廉·蒂格伍德(William Digwood)兄弟就是这类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蒂格伍德兄弟在斯蒂文顿和乔顿经营农业生产和土地租赁等业务，经济基础好、社会地位高。他们在1811年举家搬迁到乔顿农庄选购家具一事曾引起奥斯丁的极大兴趣。在购买家具时，蒂格伍德兄弟极尽时尚之能事，选取的尽是希腊式的沙发、特拉法格式的红木椅子、布鲁塞尔地毯等物件。他们家里还有一套马车和一头驴子。蒂格伍德家的男孩子被送到牛津大学读书，蒂格伍德先生经常参加当地郡县的政治和慈善活动，在那一带颇有名望(Slothouber,2015:73)。从小说中的新型农民角色塑造来看，奥斯丁对她的这个绅士农民邻居的情况想必是非常熟悉的，对他们的身份变迁和地位蹿升也持赞赏态度。

奥斯丁在作品中进行农村经济叙事时，极少对农村和农业发展进行论述，而是假以新型农民角色的塑造，精准再现当时的农村经济现状和趋势。谈及奥斯丁小说中的新型农民形象，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应该是《爱玛》中的乔治·奈特利了。他和别人的谈话都是关于农耕活动的内容，他在和哈丽埃特聊天时，告诉对方的也是“各种耕作方法”(《爱》：366)①。爱玛听到奈特利与人谈论农耕或农业的话题如此之多，尤其是谈论“牲口展览啦，或者新的播种机啦”(《爱》：476)，以至于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关心她的内心。奈特利虽身为一个农民，但是在社会地位上却属于地主阶层，“作为一个农场主，家里的登威尔农场由他经营着”(《爱》：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