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及道德主题(3)_农村经济与科技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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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及道德主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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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中的罗伯特·马丁是另一个典型农村经济代言人和具有现代精神的新型农民形象。马丁“租了奈特利先生的一个大农场”(《爱》：22)，是奈特利的主要租户。他不仅有租种大型农场的魄力，而且有实干精神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在他的经营下，农场处处是“兴旺美丽的附属设施”(《爱》：366)，在“丰饶的牧场”里有“遍地的牛羊，花儿盛开的果园”(《爱》：366)。他同时还是一个谙熟时代农业政策的新型农民。据哈丽埃特回忆，马丁对当局农业报告和相关政策的了解，使得“他的羊毛售价比这一带任何人的都来得高”(《爱》：27)。所以他有能力将妹妹们送去上学，家里“有两间非常好的客厅”(《爱》：26)。奥斯丁的未尽之作《桑迪顿》中的西里尔(Mr. Hillier)是另一位具有现代农村经济特色的农民。他从租种帕克先生的大部分土地开始，步步经营努力生产，最终接管了帕克先生的祖宅。《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也提到了一些没有姓名的农民，他们对玛丽·克劳福德意欲雇手推车来运竖琴的想法嗤之以鼻。玛丽原本以为雇一辆手推车是给当地农民提供一个挣钱的机会，近乎一种半慈善的行为，因为她一直牢记着一条格言：“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曼》：55)。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农民的“习惯竟然与它背道而驰”(《曼》：55)，直接拒绝了玛丽高傲的“施舍”，维护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的异乎寻常之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自主性和社会地位的变化”(Gilbert, 2008: 102)。在《理智与情感》中，颇有经济头脑的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对农村产业的投资就颇有心得，他深知这种投资即使短期转卖依然“可以有赚头”，于是就“买了一处小产业——东金汉农场”(《理》：219)。这也反映了新型农民对重商主义倾向的敏锐感知和对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投机性经营——的深入了解和高度自信。

除了那些能适应时代发展、抓住机遇获得成功的新型农民之外，还有一些只拥有小块土地、依然坚守传统农村经济模式的旧式农民存在。当扩大农田面积越来越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拥有小块土地的旧式农民的境遇就变得艰难起来， “小型农民正趋于灭绝，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也沦落成了教区贫民”(Stephen,1901:88)。自耕农尽管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数量繁多受人尊重了”(Dickson,1989:90)。奥斯丁在进行农村经济叙事时，已经关注到了英国传统农村经济正处于解体前的挣扎这一现实，她作品中思想落后的农民已经不见踪影了。农田的合并和圈地的进行就意味着农舍的减少。《劝导》中的墨斯格罗夫夫妇就在从前的一处农舍里住过，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又住进了更好的房舍。墨斯格罗夫太太的妹妹海特夫人因没有贵人相助，她的“子女几乎难以入流”(《劝》：79)。海特的家舍“既不美丽，也不庄严。一幢普通的、矮小的农舍，四周是谷仓和农场建筑物”(《劝》：91)。在小说里，海特夫妇并不属于佃户农民系列，他们在上克罗斯有250多英亩的土地，在汤顿还有一个农庄。尽管如此她们依然被处理成在财产上无足轻重、在社会地位上乏善可陈的模样，这至少表明像海特夫妇那样在农村经济高速发展、新型农民快速积累财富的进程中，已经沦为被抛弃群体的事实。

奈特利、马丁和西里尔等新型农民形象及他们在农村的经济活动，并非全部来自作者的凭空虚构，他们大多是有现实原型的。邻居蒂格伍德兄弟和哥哥爱德华及其在高德米尔舍姆(Godmersham)经营的农场都是奥斯丁取才的源泉。奥斯丁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小说所需要的农村经济再现精华，对其时代农村经济概况的描述具有于史有据式的呈现。

4.0农村经济叙事的道德主题

奥斯丁笔下的农村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传统农村经济日趋衰退，受重商主义影响的新型农村经济开始大行其道。在这种分化的社会经济中，以奈特利和马丁为代表的新型农民，抓住了时机开拓了产业，一跃成为农村资本的精明代表，也就是19世纪早期在身份上富有争议的农民形象——绅士农民。凯姆斯认为：“绅士农民就是一个像奈特利一样的人物，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获得知识、愉悦和锻炼，还不忘投身社交和其他一些绅士们所热衷的活动”(Kames,2009:16)。司各特笔下的伯特伦(Lewis Bertram)因为受困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屈身务农，在“他的职业被侵蚀后，他发现自降身份远离原先的社会已是当务之急，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绅士农民”(Scott,201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