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及道德主题(4)_农村经济与科技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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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及道德主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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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绅士农民生活状况得到好转、地位得到提升的真实语境中，也不乏一些对此种巨变表示担忧的声音。有人担心绅士农民财富的过分增长，可能会摧毁社会阶层存在的根基。更有甚者谴责绅士农民，“让比他们优越的阶层担惊受怕，使比他们低下的阶层忍饥挨饿”(Stephen,1901:91)。绅士农民们跻身上流社会的诉求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常常成为被攻击的标靶。在财富和影响力上愈加有分量的绅士农民的出现，正在使传统上泾渭分明的关于农民和农村经济道德主题上的阶级界限趋于模糊。

面对社会上对新型农民身份及其价值观的质疑和诋毁，奥斯丁站在了绅士农民拥护者一边，并对农村经济进行了深层道德思考和观点阐发。在描述马丁一家经营的埃比磨坊农场时，奥斯丁以极富爱国主义的情调赞扬那里“景色美丽”，特别对“英国式的树木、英国式的农艺、英国式的舒适”情有独钟(《爱》：366)。这正应和了19世纪的农业作家辛克莱对绅士农民的欢迎态度。他认为英国绅士农民的体面和独立使他们卓绝于其他国家的农民，“大宗田地在富有的租户手里，是文化繁荣和仓廪充实的保障，是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物质堡垒和国家富强的真实基础”(Sinclair,2010:344)。奥斯丁以新型农民角色的演进和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来证实，绅士农民在农村经济的转型期是有资格走向历史前台与其他阶层分庭抗礼的。爱玛和奈特利对像马丁那样的新型农民进行评价时，选用的都是比较模糊的词语。在爱玛看来，马丁充其量是一个与她无关的“自耕农”(yeomanry)，“一个地位低一二等而外貌看来还可靠的人”(《爱》：28)。在奈特利眼里，马丁是一个“既可敬又聪明的、绅士般的农民”(《爱》：63)。马丁在财富积累的路上始终是正直而稳健的，在成为绅士农民的品质过程中，也没有逾越规矩和受人诟病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丁身上所具备的绅士般农民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都是无可挑剔的。

在爱玛和奈特利对马丁身份转型的争议上，体现了奥斯丁对农村经济所透射的道德主题的思考。奈特利认为他的租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绅士般的农民”，而爱玛则反对这种定位。奈特利在评判和定位马丁的身份时并没有考虑爱玛坚持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男性气概等道德取向，而是看到了马丁身上的婚姻适当性、社会责任感和个人教养。奈特利告诉爱玛，他“从没听到过有谁说话说得比马丁更加通情达理。他总是说得中肯、坦率，而且很有判断力”(《爱》：60)。他进一步指出，爱玛之所以诋毁马丁，那是因为她“爱那个小姑娘爱得入了迷”，从而“像瞎了眼似的”(《爱》：61)。当爱玛贬低马丁仅仅是一个有“头脑”有“优点”的庄稼汉、哈丽埃特“嫁给他会是贬低身份”时，奈特利再次以教养和见识为道德中心，对爱玛反唇相讥：“一个愚昧无知的私生女嫁一个既可敬又聪明的、绅士般的庄稼汉，算是贬低身份！”(《爱》：63)。奈特利褒奖马丁是一个“感情真挚”、“最不自负”的人。就马丁的品格来说，“他具有通情达理、为人诚恳、性格善良这些值得推荐的地方”，而且“他那真正高贵的心灵”是哈丽埃特难以企及的(《爱》：65)。

就像奈特利和马丁具有先进的思维、精明的头脑和科学的管理水平一样，绅士农民在农村经济叙事所包含的道德主题中也是正面形象。莱尔指出：“一个绅士农民，……通过率先垂范，以制止而非惩罚罪恶的形式，给社会谋更多福祉。在治理乡村事务时，他做出决断而不发牢骚，展示好恶而无怒气和诅咒，基于正义和平等做出精准的界限之分。……他们内心充满智慧和善意”(Lisle, 2010：11)。对莱尔来说，一个绅士农民就是乡村关注的对象，他的言行举止就是公众瞩目的焦点。以“毫无个人情绪的秀美与优雅”处理乡村事务，他们集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在奥斯丁的农村经济叙事中，绅士农民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道德主题建构的关键角色。通过典型绅士农民的塑造，奥斯丁表达了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理想农民形象的观瞻，并在道德主题构建上形成了驳斥贬抑新型农民的落后思想和赞赏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进步主义。

5.0结语

农村经济叙事中的新型农民敢为天下先。在道德思想和身份意识上，他们兼具爱国主义情怀和骑士精神，顺应了从传统到更先进的经济变革，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变化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连续性(Duckworth,1971:156)，他们才是奥斯丁心目中的理想绅士农民代表。在经历巨变的英国乡村，新型农民引领村民在变动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感受和蜕变，去顺应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潮流，在重商主义的氛围里融人性光辉和绅士风度于一体。毋宁说这正是奥斯丁所期望建构的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道德主题。